1959年，一批字画从纽约辗转运到北京，故宫专家打开箱子一看，当场沉默了——大部分是赝品，总价值不超过3000美元。
而送这批东西的人，开口要的是11万美元。这件事摆在周恩来面前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
直到毛泽东听完，哈哈大笑，说了一句话，这件事才算有了答案。
乱局离国——那个"代总统"去了哪里
要搞清楚这件事，得先说说李宗仁这个人。
李宗仁不是个简单角色。 他是广西桂系的头号人物，和白崇禧一起从广西打出来，一路北伐，打到山海关。抗战时期他坐镇第五战区，1938年指挥台儿庄战役，把日军打出了真正的惨败，这一仗让他的名字传遍全国。
但他这辈子最大的麻烦，不是日本人，是蒋介石。
两个人的梁子结得很早。李宗仁几次逼蒋下野，蒋介石每次都记着。1948年，李宗仁选上了副总统，蒋介石气得牙痒，却也没办法。到了1949年1月，解放军已经打过了长江，蒋介石撑不住了，宣布"引退"，把这个烂摊子甩给了李宗仁。
李宗仁接下来的日子很难过。他以"代总统"的身份主导和谈，没谈成；想守住半壁江山，也没守住。解放军一路南下，局势彻底崩了。1949年11月，政府从重庆撤往成都，李宗仁没跟着走——他飞去了香港，说是看病。在香港待了两周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：去美国。
他走的时候，大概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十六年。
去了台湾？蒋介石不允许。 两人恩怨太深，蒋早就把他列为眼中钉。李宗仁名义上还是"代总统"，但1954年，台湾那边的"国民大会"直接投票把他给罢免了。
从那以后，他就是个彻底的局外人——既回不了台湾，又没想过回大陆，就这么在纽约住下来，一住就是十多年。
那些年，他过得并不好。桂系旧部四散，身边只剩几个老人，经济也捉襟见肘。他年纪越来越大，心里越来越清楚——自己不可能在美国终老。
投石问路——一批字画背后的政治算盘
1955年，一个转机出现了。
那年，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会议上公开表态，中国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。这句话传到李宗仁耳朵里，他坐不住了。他写了篇文章，题目叫《对台湾问题的建议》，主张恢复国共和谈，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，美国的第七舰队撤出去。
这篇文章一发出来，动静不小。周恩来注意到了——他判断，这是李宗仁政治立场的一次重要转变。于是，一条秘密联络的线，悄悄搭了起来。
搭这条线的关键人物，是程思远。
程思远是李宗仁的秘书，也是个老政客，两边都有关系。1955年5月，他到北京走了一趟，见了外交部副部长，话里话外提到：李宗仁想回国。他立刻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周恩来。
但事情没有那么快。
李宗仁是个老派军人，做什么事情都要先看清楚再动。他不会轻易表态，更不会轻易行动。他需要一个方式，来试探对面的态度——既能传递出自己想回来的信号，又不会把自己置于被动。
1958年，机会来了。这一年，程思远收到李宗仁的信。李宗仁说，他在美国收藏了一批字画，是真正的好东西，花了11万多美元，想把这批文物献给祖国。话里还透着意思：他想叶落归根。
程思远把这件事传到了周恩来那里。周恩来表示赞赏，同意安排。
1959年10月，程思远亲赴北京。回到香港后，他写信告知李宗仁：北京方面欢迎。李宗仁随即把纽约的藏画打包，辗转运到了香港，再从香港运往北京。
这批东西，就是后来那场风波的起点。
文物运到北京之后，周恩来不敢怠慢，让故宫专家组织鉴定。结果让人目瞪口呆：这批东西，大部分是赝品。按当时的行情，全部加起来，顶多值3000美元。
和李宗仁信里说的"11万多美元"，差了将近四十倍。
周恩来拿到这个鉴定结果，反复思量。他不觉得李宗仁是存心骗人——这个人在美国漂泊多年，身边没有鉴定文物的专家，被人忽悠买了赝品，很正常。但问题是，这笔钱要怎么给？
周恩来最初的方案是：给3万美元，算是一个有来有往的姿态，不让对方太难看，也不让国家吃太大的亏。他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。
毛泽东听完，笑了。
他没有追究赝品的问题，反而说得很清楚：这批字画是假的不要紧，重要的是搞清楚李宗仁在做什么。
一个在美国住了十多年的前代总统，突然把"藏品"送回来，还报了一个远超实际价值的价格——他不是在献文物，他是在试探。
这叫"投石问路"。
毛泽东的判断是：既然他开价11万，我们就给他12万。这是一笔政治账，不是文物账。用这笔钱，告诉李宗仁：我们知道你想什么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对你是认真的。
于是，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从国库提出12万美元现金。周恩来找到刘仲容，交代得很清楚：秘密转交，不经银行，不经外人。周恩来对程思远只说了一句话：李先生的藏画有真有假，但政府体念他的爱国热忱，决定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。
12万美元，就这样送到了李宗仁手里。
李宗仁拿到这笔钱，说了一句话，后来流传很广："共产党不简单，是识货的。"
这句话说得意味深长。他不是在夸字画，他是在说：对面那边，看懂了他的意思。
十年斡旋——周恩来没睡觉的那一夜
从1955年到1965年，整整十年。这十年里，李宗仁没有一次干脆利落地说"我要回去"。他一直在观望，一直在掂量，一直在等一个让他觉得足够安全的信号。
争取李宗仁回国这件事，从头到尾都是周恩来在盯着。
周恩来给出的条件开得很宽：可以回国定居，可以回来之后再去美国，可以先去欧洲住着，等时机到了再回来。进退都留着，不逼，不催，让李宗仁自己做决定。
与此同时，台湾那边也没闲着。
蒋介石得到消息，说李宗仁有意回大陆，立刻发出密令——宁可在全人类面前承担暗杀的骂名，也绝不能让李宗仁踏上大陆的土地。这话说得杀气腾腾，李宗仁听到了，心里自然也有压力。
但压力归压力，时间一年一年过去，李宗仁的心思越来越明确。
夫人郭德洁身体越来越差，他自己也七十多岁了。他在美国待了十六年，不是不清楚自己这辈子还能剩多少时间。台湾回不去，美国不是家，那个能让他死得安心的地方，只有一个。
1965年7月，事情终于定下来了。7月12日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张治中、邵力子、傅作义等一批党外人士开了个内部会，通报李宗仁即将归国的消息，统一口径，做好迎接准备。
7月15日，毛泽东亲自批示：让周恩来飞去上海，和李宗仁当面商量归国声明的措辞，商量好了，两人同机回北京。这个细节很关键——毛泽东不是让人发个电报了事，而是让总理亲自出马，专程去上海接人。这个姿态，本身就是一种表态。
7月17日，周恩来飞抵上海。李宗仁到底还是来了。他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机，坐着专机，带着夫人郭德洁和秘书程思远，一路飞向广州，再飞向北京。
那一夜，周恩来没有睡觉。他一直守在消息面前，等着李宗仁乘坐的飞机安全进入中国境内的确认电报。直到确认消息传来，他才去休息。一个总理，为了一个人的归来彻夜不寐，这件事本身，已经说明了这件事的分量。
叶落归根——那个"代总统"终于回来了
1965年7月20日，北京首都机场。
一架专机缓缓停稳，舷梯放下来，走下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。他就是在解放战争即将结束时被中国共产党列入战犯名单的前"代总统"李宗仁。旁边是他的夫人郭德洁，身后跟着程思远。
迎接他的，是周恩来，还有彭真及大批民主党派人士。
这是建国后，大陆迎回的政治身份最高的国民党人物。这个场面，本身就够轰动了。
李宗仁在机场当场宣读了声明。他说，十六年来以"海外待罪之身"漂泊在外，眼看祖国一天天强大，如今毅然回来，要追随全国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，要为完成国家统一贡献一份力。他还呼吁还在台湾的国民党人，凛于民族大义，也走上这条路。
这番话，在台湾上层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。
7月27日，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。两人见面，毛泽东一开口就是一句玩笑话——用浓重的湖南腔说，你这次归国，是"误上贼船"了，台湾那边天天叫我们做"匪"，叫大陆是"匪区"，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？程思远连忙接话说：我们搭上这条船，已经登了彼岸。满场哈哈大笑。
这种接待方式本身就传递出一个信号：没有审问，没有算旧账，是真正的欢迎。
毛泽东说了一句话，后来被反复引用：跑到海外的，凡是愿意回来的，我们都欢迎，回来，我们都以礼相待。
7月31日，刘少奇、董必武、邓小平也分别接见了李宗仁一行，并设宴招待。
新中国最高层几乎悉数出面，这个阵仗，在此前的接待外来归国人士中都是罕见的。
李宗仁回来之后，生活安排得很妥当。但有一件事，他惦记着——他想要一个职务。
他试探性地提出，能不能当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？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要求。他当年是中华民国的代总统，而张治中、程潜这些当年比他地位低的人，回来之后都担任了副委员长。按资历，他来要这个，不算过分。
但毛泽东没有答应。毛泽东的态度是：你刚回来，身体也不好，先安心养着。
这背后有几层考量：李宗仁留在体制外，做统战工作反而更有用；他的政治立场还需要时间观察；加上他已经七十多岁，体力也撑不住繁重的公务。
归根结底，他的价值不在于一个头衔，而在于他这个人本身的象征意义。
李宗仁在北京住下来，待遇相当于副国级，物质上没有亏待。只是时间不等人。回国后不到三年半，1969年1月30日，李宗仁在北京病逝，享年七十八岁。
去世前，他口授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。信里说，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，这条路，是走对了的。他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，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，是无比的光荣。最后，他还在惦记台湾和海外的那些国民党人，说他们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跟他一样，回到祖国的怀抱。
1月26日，他在病危中对守在床边的人说，他能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，这是他最大的心愿。他停了一会儿，又说：台湾总是要统一的，可惜我看不见了。
从1949年出走美国，到1965年回到北京，再到1969年在北京辞世——李宗仁用了整整二十年，走完了这段路。
那批字画赝品，是这段路上一个小小的插曲。但正是通过这个插曲，双方完成了一次最真实的试探与回应。12万美元，买的不是字画，是一个人回家的信心。
毛泽东说，这是一笔政治账。后来的历史证明，这笔账，算对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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